最近与友人闲聊，竟然从友人口中听到这样一些话：“毛泽东没有出过国，不会搞经济。”“如果我们不是后三十年，朝鲜就是样板。”“现在的好日子是邓师傅给我们的...”云云。那么真是如此吗？我不仅要问：“解放的后三十年，国内实行了改革，成果在那里？医疗改革？国企改革？还是房改？或者说教育改革？”“为什么拿那么小的朝鲜说事？那么印度走的是资本社会，他又能好在那里呢？如果按照全国国民生活水平来比，我看，印度还不如小小的古巴！”

        我们都是同龄人，都有过那段时期的经历，怎么可以说出这么没有良心的话呢？你们怎么不回顾和翻阅一下历史文献而信口扯出这样的迷天大谎呢？难道毛泽东时代的三十年真的是不会搞经济而是“封闭”“僵化”的“闭关锁国”吗？看来“精英”误国已经不再是贻误我们下一代那么简单的问题了。有道是，谎言说一千遍就能成了真理。但是，谎言终究是谎言，可以欺骗于一时，不可能永远被欺骗，现在我就对毛泽东时代是“封闭”“僵化”的“闭关锁国”这些谎言谈谈我的看法。

是中国“闭关锁国”还是美国“封锁、禁运”

        建国以来，中国愿在和平共处、平等互惠、尊重独立主权的基础上和一切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早已昭告天下。1947年10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就指出：“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条约，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毛泽东选集》1134页），1949年3月5日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我们必须尽可能的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毛泽东选集》1325页）

　　1949年6月13日毛主席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愿意断绝和中国反动派的关系……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基础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毛泽东选集》1353页）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发表的建国公告中，向各国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同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也向各国政府发出公函，当天就对仍在我国有大使馆、领事馆的国家送达了公告和公函。开始有一批国家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到1949年底已有25个国家和新中国建交。其中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资本主义国家。五、六十年代，有不少亚州、非州的发展中国家还有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瑞典、荷兰、挪威、丹麦等先后和我国建交。1972年随着中美两国正常关系的建立，当年有18个国家和我国建交。从此，全世界除少数几个国家还和台湾有所谓外交关系外，绝大多数国家都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我们的方针、政策是明确的，我国政府没有对任何愿意和我国往来的国家闭关，也没有锁国。事实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他们对我国革命的胜利极为仇视，他们对我国实行军事上入侵、包围，政治上孤立、打击，经济上封锁、禁运、制裁，拒绝和我国往来。1950年6月入侵朝鲜，逼近我国鸭绿江边，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对我国构成严重的军事威胁，我们被迫进行了抗美援朝。

　　同时，于1950年12月28日，美国政府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国的全部财产，禁止在美国注册的船只开往中国。1951年2月1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5月1日操纵联合国通过了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提案。1952年9月，美国又操纵“巴黎统筹委员会”增设作为执行对中国实行禁运的专门机构“中国委员会”，这个机构制定的对中国的禁运项目达500多种。

　　美国政府禁止和我国的一切往来，1954年日内瓦会议时，美国政府有严格命令规定，不得与“中国侵略者”交往，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说：“他与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只有在车子相撞时才会见面”，多大的仇恨？时至今日美国仍禁止一些高技术产品对我国出口。

　　究竟是美帝国主义闭了中国的关，锁了中国的门，妄图通过封锁、禁运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还是毛泽东搞了“封闭”“僵化”的“闭关锁国”，事实是十分清楚的，他们为什么要颠倒黑白，把“闭关锁国”的帽子安到毛泽东头上呢？因为他们是要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否定共产党，所以要否定毛泽东时代的一切。他们以“老干部”、 “知识精英”自居，实际上他们从来就是对共产党不满的，艾奇逊所称道的“民主个人主义者”。

　　我们要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封锁、禁运、制裁近30年，禁止和我国往来，交往都不行。我国能引进他们的技术、资金吗？我们能让他们来我国办工业、办商业、办银行，搞土地开发吗？我们能派高级代表团去考察吗？能派留学生吗？能像四小龙那样搞来料加工吗？

　　在五十年代初，我们曾得到苏联在各方面的援助，引进项目、引进技术、聘请专家、派留学生、派工人去学习，搞的很好。后来因为赫鲁晓夫妄图控制我国主权，遭到毛主席的拒绝，决定停止援建项目，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和美国采取了同样的封锁、制裁办法，给我们增加了更大的困难。但是我们只有硬着头皮顶住，走自己的路。这难道有错吗？

　　至于我国经济建设的方针，从一开始就是，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坚持独立自主地，建立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立足于提升自主产品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反对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错误方针。

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是光辉的三十年

　　旧中国100年的外交史是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统治的历史，是任人宰割的历史，中国人民受尽屈辱和欺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主席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从此，中国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

　　但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反动派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们必然要联合起来破坏、捣乱。所以维护国际和平，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的独立主权，处理好国际关系，确立自己在国际上应有的地位，是国际斗争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毛主席、周总理以高度的外交智慧，高度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以有理、有利、有节，进退自如的外交艺术，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斗争中，确立了自己泱泱大国的外交风格，赢得了世界各国的称道，为维护世界和平，维护我国独立主权和国家安全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既未“闭关”，也没有“锁国”，可以说毛泽东时代三十年的外交是光辉的三十年，胜利的三十年，改变世界的三十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次日苏联政府决定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1949年12月毛主席出访苏联，经过近两个月的谈判，苏联政府宣布废除了同国民党政府所订的条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时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签订对保卫亚州和世界的和平，对我国的安全，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具有重大的意义。1953年6月4日又签定了《关于供应海军装备及在军舰制造方面对中国给予技术援助的协议》这一协议的执行奠定了我国舰艇制造工业的基础，为我国自行制造海军舰艇打下基础。

　　毛主席、周总理是十分重视和美国的关系的，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曾希望和美国建立友好关系。毛主席曾三次向美方人员提出访问美国，希望和罗斯福总统商谈抗日战争和抗战以后的问题，都被美国拒绝。1949年南京解放以后，曾派南京市军管会外事处长黄华访问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希望他以私人身份到北平和毛主席、周总理会面，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回应，一再错过了改善中美关系的机会。

　　1949年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了《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艾奇逊写给杜鲁门的信。毛主席连续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几篇评论进行了反击。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和美国成了交战国的敌对关系，这种敌对关系完全是美国政府的亲蒋反共政策造成的。1955年7月美国政府建议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我国政府表示同意，从同年8月开始举行，以后改在华沙举行，断断续续谈了15年之久。

　　从七十年代初，国际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美国尼克松政府，通过各种渠道放出愿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愿望。毛主席及时抓住这一时机，对尼克松政府作出积极的回应。在1971年春于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赛上，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是推动中美关系改善重要的一步，这一举动引起了世界轰动，被称为著名的乒乓外交，以小球推动了大球。

　　接着1971年1月9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华；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毛主席在健康状况不好的情况下，会见了尼克松。周总理和尼克松会谈，于2月27日发表了《上海公报》，标志着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中美关系的突破引起了世界格局的大变化，为中国打开新的外交局面创造了前提，难道这些都是闭关锁国？

　　新中国成立以后，1949年5月到1950年10月在日本陆续成立了“中日贸易促进会”、“中日贸易促进联盟”、“中日贸易协会”、“中日友好协会”等团体，这些组织曾派出不少代表团到中国访问，谈判贸易。1952年日本参议院议员高良富等来中国访问，和我国签定了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1960年8月周总理提出中日关系正常化三原则：1.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2.不参加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3.不阻挠中日两国关系的恢复。1962年9月和11月日本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和自民党议员高崎达之助相继访华，高崎和廖承志签订了《发展中日两国民间贸易备忘录》。

       1964年4月双方就互派执行备忘录贸易代表和互设联络事务所及交换新闻记者交换了会谈纪要。1971年2月双方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代表在北京举行会议。中国提出中日贸易四项条件，古井喜实在会谈公报上签了字，中日贸易虽然一再受到右翼势力的打击，但一直在发展，到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时贸易总额达10.4亿美元。

　　为了争取和日本人民的友好，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初就将滞留我国愿意回国的日本侨民遣返回国。1958年将在抚顺等地关押的日本军人，伪满州国人员共1069人，其中1017人免予起诉，不久归国。52人判决有罪羁押，也于1958年提前释放回国。他们回国后对推动中日友好关系起了很好的作用。难道这些还不能说明毛泽东为了人民的富裕早就在朝着开放道路前进吗？

      早在1947年毛泽东在延安就在思考中国在未来世界格局中的地位问题，考虑我国这个大陆国家和海洋的关系问题。1949年全国解放在即，斯大林派人来了解中国局势和未来走向时，毛主席指出“大陆上的领土解放比较好办……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采取另一种比较灵活的方式解决或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个地方原来的地位，特别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把香港暂时留在英国人手里，等于揪住了英国人的一根辫子，等于打开了西方世界封锁中国的缺口，为我国从大陆国家跃向海洋世界提供了跳板。”根据这样的思考，1949年以前的政策是“维持现状”，新中国成立以后发展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这是多么正确的决策。

　　1949年10月14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攻占深圳，未过罗湖桥，香港气氛紧张，我方通过秘密渠道，向港英当局传递了周总理提出的三项条件，主要内容是：1.香港不能用作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2.不许进行旨在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活动；3.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只要遵守这三项条件，香港就可以“长期维持现状”，港英政府接受了上述条件。

　　这样我们把港澳作为我国通往东南亚、亚非拉美和西方世界的通道，作为了解世界的窗口，也是和西方世界发展贸易，打破西方封锁、禁运的阵地，据统计1948年香港与中国内地贸易为输出2.8亿港元，输入4.3亿港元，入超1.5亿港元，1950年香港对中国内地贸易从入超变为出超5亿港元。

　　我国在港设立了新华社香港分社、中国银行、华润公司等机构，广泛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了广大民族工商业者，为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难道这不是在搞建设？

规避汇率风险增加黄金储备

　　20世纪七十年代初，由于美元和黄金脱沟，美国把通货膨胀的风险转嫁给世界各国，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如何规避汇率风险，使手中的外汇储备保值，增值是每个国家必须面对的问题。陈云看好黄金的升值潜力，1973年陈云向李先念提出，我们与其把外汇存在瑞士银行遭受风险，不如把这些外汇买入黄金存起来。国务院采纳了陈云的建议，动用存在外国银行的外汇，买入一批黄金，增加了国家的黄金储备，中国的黄金储备从1970年的700万盎司到1974年增加到1280万盎司，在以后的美元狂跌中保证了外汇储备的安全。

　　回望毛泽东时代对外关系的三十年，可以说思想是解放的，对外是开放的，原则是坚定的，策略是灵活的，成就是辉煌的。毛主席、周总理纵观国际风云变幻的战略眼光，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崇高思想，举重若轻、进退自如的斗争艺术，对我们是非常宝贵的遗产，我们应该认真的学习、研究、继承和发扬。